文/王剑
2013年，国家开启了新一轮民营银行开办，随后几年中先后在全国各省市区开办了19家。随着最新一家的接管，再加上此前有4家民营银行（裕民银行、新安银行、锡商银行、亿联银行）被国资控股，那么这19家中已经有5家已经或即将失去“民营”二字标签。
我国风险银行处置模式已经日益流程化，影响较小。银行出了风险的，如果风险水平尚且可控的，则通过国资入股重组后消化，即“保守治疗”，风险水平实在太高的，就行政接管并进入后续处置流程，即“外科手术”。
但这19家并非我国仅有的民营银行，其实在以前的存量银行中本来已经存在纯民营或民营控股的银行了，因此这19家我经常称为“新一批”民营银行，以便与过去的民营银行区别。过去的那些民营银行中，也出现过不少的问题。
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民营银行模式的失败？
回到民营银行开办的初衷，破解小微融资难题、探索互联网与数字模式、激活民间资本与行业竞争等，最终是为了完善多层次银行体系。所谓完善多层次银行体系，是指现有的大大小小的银行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所有金融服务需求，仍然存在空白，因此要进行新的尝试，开办一些不同类型的银行，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群体的需要。
其言下之意是，现有的大银行虽然实力很强，但也不可能满足全社会的所有金融服务需求。我相信，应该没有一家大银行敢出来反驳这一点。
既然是尝试，就是进入未知领域，那就需要创新，那就会有风险。如果要杜绝风险，那就杜绝了一切创新。
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上百年的视野，就会发现，民营银行（此处换成“中小银行”也可）本身就经历了多轮的“开—关”“乱—治”的周期，在这样的周期中，出了一堆风险，但也涌现出了优秀的银行，成为行业的典范。这就是民营银行、中小银行的周期律。
我们先从同花顺系统中导披露了2024年ROA、ROE的银行，有1400家左右（占全行业银行家数约一半，因此还不能代表全行业水平，但应该能够代表大部分），并分别排序。与大家印象不同的是，不管用ROA还是ROE排名，排名靠前的均是些中小银行，其中有不少甚至名不见经传。
披露ROE的银行仅300多家，因此先参考ROA。
从数据上看，大部分银行的ROA在0-1%之间，属于中庸水平。尤其是大中型银行，很难形成差异化特色，因此大多为行业中位数。这个分布是左偏的，存在大量的亏损的中小银行，尤其是村镇银行居多。但也发现，存在不少ROA远高行业水平的中小银行。至少，ROA在1.5%以上的，全部是中小银行，全国性银行（六大行、股份行）中，只有一家处于1-1.5%区间（估计大家能猜到是谁）。
而如果把这个表格的前几名列出，或许很多读者的第一反应是：这些地名都是在哪……
上述表格中，外资行、股份行、城商行、农商行（含农信社、农合行）、村镇银行、民营银行都是我国解放后（其中有些银行可追溯到解放前）多次放开民营银行、中小银行开设的成果。
比如，共和国刚成立，我国就开始在全国农村推广农村信用社（解放前已经存在信用社），最高峰时做到了80%的乡村有信用社，从而将农民获得了基础的金融服务，也将农民从“白毛女式”的农村高利贷中解放了出来。后来这些信用社发展参差不齐，也出了风险，经多次改革，最后形成了目前一千多家农商行，继续充当着农村金融服务的中流砥柱。
再比如，我国目前有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，当年，这些股份行也是以鲶鱼的身份引入市场的，进入增量改革，其中也有不少民营资本参与。经营过程中，也出现了不少的风险，好几家也是陷入困境，进入各种处置流程。但是，在这样的循环中，最后涌现出了几家优秀的股份行，成为创新的先锋，我们现在大家用得烂熟的一些产品（比如理财等），正是他们先发明的。
其他的城商行、民营银行、村镇银行都是这样在一次一次的改革中出来，都出了风险，但最后也都形成了贡献。细节便不赘述了，银行史的文献很多。
也就是说，目前我们熟悉的很多优秀的银行，都是在一次一次这样的放开民营银行、中小银行的尝试中，在市场这个真刀真枪的战场中，由子弹选出来的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尝试，我们今天拥有的银行业，可能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
2014年开始的这一次新一批民营银行开设，虽然目前也出了一些风险，但其成效也不可否认。首先，第一批民营银行中的互联网银行双星（微众银行、网商银行）开创了我国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放贷的先河，目前这一信贷技术已扩散至更多银行，也推动国家出台了数字金融方面的措施，填补了一群独特客户群体的服务空白。这创新的成绩不可否认。
因此，先开设一批，然后进行创新尝试，然后其中的一大部分可能平庸无奇，没取得啥成果，其中又有一小部分出了重大风险，需要处置。但是，中间只要有一小部分创新取得突破，极大地推动了行业的进步，满足了特定客户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，那么这场尝试就是值得的。事后，总结经验，提炼成绩，这事就不白干。
最后的问题，便是如何处置风险。其实，有两点值得一提：
（1）风险处置流程常规化
原本说，既然众多银行是在市场化环境中竞争的，那么不可避免肯定会有经营失败的样本，那么按市场化退出原则，这些银行的股权、债权投资人将按约定承担损失。但银行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其债权人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，即存款人，本质是公众。股权、债权投资人按约定承担风险的前提是，他们拥有事前评估风险的专业能力。但是，我们显然不能苛求普通存款人具备这样的专业能力，于是，必须保障存款的绝对安全。
这就是银行竞争的一个天然悖论，既要接受市场化竞争下的破产，又要保障存款绝对安全。人们在实践中想了很多办法实现这一“两全”，包括日常监管、牌照管制、资本管理、存款保险等。
牌照管制是牺牲了市场化程度，限制市场参与主体资格，确保这些主体是可靠的（其实最后也不可能做到绝对可靠）。
资本管理则是要求股东（及其他资本的投资人）出资达到一定比例（比如8%），形成对存款的安全垫，那么在风险损失超过这一比例时，存款依然是安全的。但是，很显然，银行瞎搞时，风险比例很容易超过8%甚至10%。
最后一道就是存款保险了。
因此，这些手段的本质，是在保障存款安全的同时，能够实现市场化竞争，其他股权、债权投资人按市场化原则承担风险。有了存款保险这道最后的防线，我们其实是可以接受市场化竞争，接受中小银行的创新实践，在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，允许它们进行一定的尝试，同时施以严格的监管，万一发生风险，则按流程处理。
（2）民营金融魔咒
由于很多民营银行（其实还包括其他民营金融机构）都出现过大股东掏空的恶性风险事件，因此导致舆论上一度对民营资本控股金融机构产生质疑，甚至全社会形成了对民营金融机构不够友好的氛围。哪怕事实上，我们国内依然有很多优秀的金融机构是民营的。
对此，应宜逊教授早年的一个观点可供参考。他早在2017年出版过一本论文集《地方金融发展探索》，里面有一篇《区分两类民间资本，开放民营银行准入》，该论文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：慎重放行产业资本进入金融机构，但鼓励个人进入金融机构。
应教授是浙江本土学者，他的这一观点留有浓郁的浙江风格，即：浙江有不少个人主导开办了优秀的民营银行的案例，创始人起到了极关重要的作用。而且，由于这家银行（的一部分股份）本身就是这位创始的人财产，他几乎没有动机要去“掏空”它。当然，这一实践的难点在于对这个人的专业度、勤勉度、诚信度各方面要求很高。
而如果让民营产业资本控制了一家金融机构，就是以前讲得比较多的“产融结合”，在产业资本（股东）自己经营得顺风顺水时没事，甚至还能反哺银行，但一旦产业资本自己经营出现困难时，会不会拿所控制的金融机构当“提款机”？这时候就是考验人性的时候了……历史上，没经受住这一考验的例子，实在是太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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